中国基金报多媒体数字报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进入7%至7.5%的增长区间，这种增长尽管比2000年至2008年的10.2%增长降低一个台阶，但也正在经历一个挤出水分的增长新阶段。

  未来三五年经济增速

  都会有波动

  最新公布的中国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意外下跌，增幅创2008年12月以来新低，发电量也出现内年首次同比下跌，但这些数据的下滑并不代表中国经济“衰退”、“硬着陆”，甚至是“崩溃”。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总共出现过三次比较集中的“中国崩溃论”，分别是1989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然而，事实上，中国一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1978年至2013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55倍。事实也将证明，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度担忧恐怕也没有太大必要。

  的确，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17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周期。但是，全球范围看，高增长之后的“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并且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都说明，一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需要有一个调整期。增长速度会回落一些，但这种回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

  过去中国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强出口”。从动力转换的角度看，旧增长动力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动力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会出现波动，这并不奇怪。在这种新常态之下，中国一方面需要接受经济数据的波动，一方面需要尽快完成结构的优化升级。那种经济下行压力一增大，就寄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烫平”周期的论点和做法是一种短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无裨益。

  中国经济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世界需要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二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或者说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就是防止经济发展中出现增长动力“真空”、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升级困难、技术创新缓慢、社会矛盾激化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替代动力，而不是依赖于短期政策刺激。

  事实上，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中国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中国宁可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再依赖过去的外延式增长。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去杠杆”、“挤水分”的过程从未停止过。

  首先是挤投资水分。去产能的过程中，新一届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其次是挤消费水分。2013年以来，反腐浪潮大大压制了政府消费和奢侈品消费。再有就是挤出口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主管当局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中国经济增长也回归理性和常态。

  经济结构失衡

  正在得到纠正

  增长速度放缓的背后，人们很少关注到经济结构失衡的纠正。一是官方数据已经反映而学者也大都接受的变化，如经常项目盈余缩小；二是官方数据有反映但一些学者不接受的变化，如收入分配的改善；三是官方数据没有反映但部分学者根据分析猜测的变化。比如，在生产领域，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明显好于传统制造业；在消费领域，网购、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增势明显。2013年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9万亿元，2017年有望超过20万亿规模；在投资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势头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明显高于工业平均投资增速。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三产占GDP的比重是46.6%，增速持续快于工业，占GDP比重继续提高。中国东部沿海许多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需要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些新的结构性变化都在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也必须经历的代价，以及迈向新增长模式的开始。“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为“常规”，而增长的动力也将从“规模红利”转向为制度和生产力的 “效率红利”，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