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对中国过分悲观不可取。笔者相信，中国特有的禀赋让自身富有韧性，这有助于中国渡过难关，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韩和元

　　11月21日，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北京出席某论坛时，对我国经济前景作出乐观展望，并表达新加坡民众对中美关系友好的期望。

　　受内外复杂原因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物价低迷，这加剧了世界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陷入通货紧缩的担忧，有人甚而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在本次论坛上致辞时，王乙康驳斥了对那些中国经济前景过分悲观的言论。他说:“有些经济学者拿中国目前情况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假定中国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房地产泡沫化及人口老龄化冲击下进入长期通缩与迟滞。”王乙康指出，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均收入已经高于美国，而当前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两者情况截然不同。基于此，王乙康认为，“中国克服目前不景气的情况之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对于王乙康部长的这一观点，我是深表认同的。目前，国际舆论对中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然是发达国家，譬如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沙利文，他就公开表示：“正如我所提到的，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现在甚至将中国视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

　　另一些人，则从另一个侧面，得出与“沙利文们”截然对立的结论。譬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他几年前就从他眼中的“（中国房屋）价格飞涨，房地产投机热风行”这一现象，得出“与我们几年前的经历如此相似（因房价上涨导致2008年次贷危机）”这一结论。而这正是王乙康部长在论坛致辞时所驳斥的。

　　那么，真实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呢？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中国有发达国家的一面，又有发展中国家的一面。受历史、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地区发展确实存在失衡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沙利文、克鲁格曼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错的，但必须指出他们的看法是很片面的、不准确的。他们观察到的发达的日本甚至美国所具备的某些表征，确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存在。但也正如王乙康部长所指出的，经济有待进一步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空间的巨大可能性，也确实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发达与欠发达、繁荣与有待发展并存的复杂的二元体。

　　这种二元属性决定了，在中国，既面临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也面临世界上发展中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只是根据某个侧面，就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发达国家，或将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些困难与经济崩溃相提并论，不是无知，就是误导。

　　也正是这种二元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还很多。以王乙康部长提到的日本为例，在经济层面，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中国相比。其次，日本社保体系早已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城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已是饱和到无可再投资、刺激了。这也就决定日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

　　与日本不同，中国有14亿人口，而且国民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正如王乙康部长所指出的，当前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可改革空间，城乡差异大，东西部有待进一步均衡发展。正是基于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也会不同。这些问题固然是问题，但又何尝不是机遇呢？

　　具体而言，发育完善的市场要素是经济增长核心，人口要素是重点，技术要素是关键；而稳定与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为此，我们可得G=I[MPT]这样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I代表制度、M为市场、P为人口、T为技术。据该模型可知，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还很多，譬如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I，即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又譬如在技术进步T上着力……只要措施得力，任一因子的提升，都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质的飞跃。因此，对中国过分悲观不可取。笔者相信，中国特有的禀赋让自身富有韧性，这有助于中国渡过难关，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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