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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志强

　　作为一名区域经济研究者，我以往观察一个区域的重点，通常放在产业、科技、区位、人口等要素，也特别关注当地营商环境，比如行政审批效率、法治保障、税负水平、政府官员的认知水平等。但在通读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的新著《创新生态论》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框架需要一次系统升级：今后观察一个地方，我会把创新生态的培育情况置于营商环境之上。因为营商环境解决的是存量企业“跑得快不快”的问题，而创新生态解决的是增量物种“长不长得出来”的问题。两者不在同一量级。

　　回到《创新生态论》这本书本身。陈宪教授最具有穿透力的贡献，是将“创新生态”从一个形象的比喻，升格为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经济学命题。过去我们谈创新，往往聚焦于个别明星企业、重大科研项目，这其实是“项目思维”和“要素思维”的延续。陈宪教授却将视线拉高了一层：真正的创新生态，像热带雨林，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几棵参天大树，更在于土壤的肥力、气候的适宜、物种的多样、养分循环的顺畅。而这片“雨林”的土壤和基础设施——基础研究的外溢、共性技术平台、风投网络、人才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单个企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独立供给，市场在这里天然失灵。因此，政府“看得见的手”责无旁贷。

　　这纠正了我们过去“黑板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简单化理解。陈宪教授的理论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创新领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培育创新生态”——降低试错成本、提高试错成功率，从源头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发展逻辑必须完成一次深刻转型：从比拼地价和税收优惠的“招商引资”，到比拼行政服务和效率的“营商环境”，再进阶到比拼创新生态的“营智环境”。

　　深圳就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注脚。很多人将深圳的成功归因于“市场活、民企强、离香港近”，这固然不错，但往往忽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背后的关键作用。深圳早年并没有丰厚的科教资源，也没有雄厚的国资家底，它能从“三来一补”成长为今天的硬科技高地，离不开政府对创新生态持之以恒的投入。从构建完善的法治环境，到培育风投创投集群，再到大力发展会计、法律、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圳政府一直在做“培育雨林”的工作。这些工作大多不产生直接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不构成亮眼的政绩报表，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投入”，构成了深圳创新生态繁荣的制度基石。

　　读完这本书，我对“正确政绩观”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过去，地方政府容易陷入对增速和显绩的追求，热衷于上大项目、搞大工程。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真正的政绩是培育出一个健康、活跃、包容的创新生态。这是一个慢变量，是一项需要坐“冷板凳”、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正如陈宪教授所强调的，创新生态具有公共品属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构建一个激励相容、风险共担、多元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

　　陈宪教授说，他在研究创业创新时获得这样一个认知：创新是源，产业是流。拜读《创新生态论》后，我也获得一个认知：创新生态是繁荣之基。要素驱动增长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正扑面而来。当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当招商引资的政策工具箱日渐见底，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在从“谁更能吸引存量”转向“谁更能创造增量”。而增量的源头，就在创新生态之中。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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