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游 石

　　近期，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宣布将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对各自经济刺激效果如何，但对中国而言，却无疑加大了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由于各国政府联手救市，货币竞相贬值，美元所幸未出现市场担心的崩溃状况。但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全球经济结构出现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矛盾凸显。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退出刺激政策。今年以来，印度、巴西相继加息，中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7月份CPI飙升至3.3%，创21月以来的新高，重新点燃市场加息预期；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仍饱受高失业率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困扰，有意进一步刺激经济，尤其近日美国、日本针对糟糕经济数据发表将继续注入流动性的言论，欧洲央行也有意推迟刺激政策的退出时间。由于经济实力此消彼长，发达国家货币相对新兴国家的贬值压力陡然加大。

　　在国际贸易中，国内成本相对固定，美元作为主要支付和计价货币，美元贬值损失必须通过产品涨价得以弥补，如果涨幅过大，便会在国际范围输出通胀。可以看到，尽管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中国产能又严重过剩，但由于计价货币价值的下降，今年以来全球商品价格重心仍逐渐上移，近两个月来，农产品、软商品更借天灾题材大幅上涨。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指数挂钩发达经济体6大货币，而非新兴市场货币，未来美元指数和商品价格负相关性将会减弱，容易给人造成物价上涨与美元贬值无关的错觉。

　　发达国家继续量化宽松，也将加大新兴国家政策调控难度。目前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政策，成为跨国公司获取廉价资金的源头，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疲弱，新的主导产业还未出现，面对本土极度贫乏的投资机会，跨国公司和私人资本更青睐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当中也夹杂从事投机套利的各类“热钱”。未来全球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出一旦形成新的趋势，新兴国家对抗通胀的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7月外商直接投资（FDI）为69.24亿美元，同比增29.2%。前7月FDI合计583.54亿美元，同比增20.65%。7月当月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82家，同比增12.85%，前7月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17.9%。

　　另外，国内热钱流出也呈趋缓态势。我国新增外汇占款在5、6月份连续环比下降后，7月份新增外汇占款达到1709.51亿元，环比猛增45.93%或538.02亿元。而7月份我国贸易顺差287亿美元，加上FDI合计为356.24亿美元，折算人民币约2423亿元，7月外汇占款扣除贸易顺差和FDI之和后，不可解释部分减少约713亿元人民币，较6月相比已开始放缓。

　　发达国家通缩，新兴经济体通胀，中国将面临多重压力的考验。一方面，欧美低利率，大量释放流动性，中国为防范热钱和确保人民币升值渐进可控，加息将变得极为谨慎，甚至可能被迫放弃自主利率政策。另一方面，在上一轮经济刺激过后，经济结构矛盾继续因通胀而被掩盖，通过市场化手段显然已无法完成对过剩产能的清洗。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国内货币政策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动态微调”，央行发行票据、对商业银行信贷总量控制、打击市场投机将是主要措施。另外，面对外汇占款居高不下、国内流动性难控制的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27日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的通知》，释放出基础货币发行体制改革的信号。而产业政策调控上，则可能更多地以设置“节能环保”等政策性门槛进行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