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今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不会太高，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不是要防上限的问题，而是稳增长、保下限的问题，稳增长保下限的压力在加大。宏观政策应根据当前经济形势进行预调和微调。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短期波动和长周期下行的相交织时期，即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出现周期性下行，从高增长速度向中位增长速度转轨，短期内经济又在波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7个季度，即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出现了趋势性回落，今年第一季度增长7.4%，是第17个季度出现增长率趋缓。从几组宏观数据看，还看不出来经济增长会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不过，目前经济增长还是在政府的合理预期区间之中。我认为今后几个季度影响经济增长有几个挑战因素需要关注，这几个因素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

  一、从国际看，国际形势的好转并没有带来对我国外需的明显增长。主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的需求不振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我国的外需发生了供给替代。

  第一，在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目前动能偏弱，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增长。欧债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导致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私人消费也没有明显上升，普索公司对欧洲1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14年有79%的受访者对新一年的消费愿望是降低的，储蓄愿望是增加的。这种公共需求的收缩和私人消费的不景气通过乘数效应影响中国的出口，因为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在49%左右。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温和上行，对中国外需增加不明显。

  第二，在供给方面，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从发达经济体看，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推行“再工业化”，使得一些高端制造向发达国家回流,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高端产品出口形成挤压和挑战。再看发展中国家，近几年来比中国还落后的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把中国作为典范，利用本国土地、劳动力、环境资源和汇率等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同中国一样的工业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对中国在中低端市场上形成明显的挤出和替代效应。像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等，都在举办投资产业园区，大量地生产服装、鞋帽、家电、家居、电子玩具等，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形成竞争关系。当中国出口出现负增长时，越南的鞋类生产、服装类生产出口却分别增长了40%到70%以上。在需求增长不明显的同时，供给又被替代，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环境转好以后对中国的需求不明显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贸易进出额占GDP（国内生产总值）50%左右，对外贸易领域吸纳就业800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就业规模达到4500万人。国际形势好转与中国外需发生背离的情形将是一种长期趋势,这必然会影响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

  二、从国内看，经济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正在将以往经济增长中浮夸的GDP和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益的GDP排挤掉，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来了，增长质量上去了。

  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两高一低”产业淘汰将挤掉GDP增长中的粗放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向海外转移也将使GDP减少一部分。同时，政府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实际上采取了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今年以来为了应对影子银行或金融风险实施去杠杆化政策，控制信贷投放，使得信贷资金在基层显得偏紧。有许多中小企业明显感到资金吃紧，资金缺口多在50%以上。另一方面是受既有金融体制限制，信贷资金在宏观面、虚拟经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面循环，很难传递到底层，传递到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手中。防止金融风险去杠杆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影响。

  另一方面，当前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并没有根本缓解，特别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社会资本投资实体经济意愿在下降，制造业在产能过剩压力下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信心不足，需求不旺盛，产能过剩，成本上升，金融支持不足，公共服务缺乏等，都制约着实体经济增长。当前，在实体经济层面，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感觉与宏观层面的观察有较大差别，这与企业目前遇到的发展难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有直接联系。

  从以上情况看，今后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不会太高，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不是要防上限的问题，而是稳增长、保下限的问题，稳增长保下限的压力在加大。

  三、稳增长、保下限的几点建议

  年初,我们确定的宏观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组合。我认为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应该进行预调和微调。

  第一是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宽松就是说在消费没有大的增长情况下要增加公共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应该用于经济增长中短板制约方面，特别用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的公共设施方面。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不大前提下，适当再扩大一些债券发行规模，用于保障住房、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贫困落后地区交通设施、重大水利设施、节能环保、社会事业建设等领域。

  第二是，宏观政策应该向私人消费方面倾斜。比如说八项规定出来后，超常规的公共消费压缩下来了，能不能考虑调整工资，通过这种工资调整把资金导向到私人消费领域。还有，财政能不能对低收入群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并适当地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现在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居民和农民满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补助55元，东部地区是27.5元，建议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可以提高到100元，东部50元。每月给55元养老保险，没法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养老生活，给100元也达不到体面的标准。把钱补助给穷人，最能带动消费，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且，穷人最容易满足，政府应该用“小支出”换“大稳定”。这是加法建议。

  第三是减法建议。建议加大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力度，在营改增扩围基础上，可适当降低一些进口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消费税。中国人现在把钱拿到国外消费去了，一个LV包八九百美元，到国内卖上万人民币以上，我们能不能将这些奢侈品的关税、消费税降低一些，让国人在国内买，把钱花在国内，拉动内需。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去年行政收费减少了30多项，能不能再继续减少？还有建议对去年8月1日对小微企业减免征增值税的政策进行调整。我做过调查，小微企业每月营业额两万元以下的，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过两万，能不能调整为3万元，月营业额在3万元以下的享受这种政策。对于城乡居民个人来讲，能不能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5000元，通过这个政策刺激消费。

  第四是建议实行真正的中性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适度松紧，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平衡，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比如广义货币供应量M2，如果今年定的是13%，比去年12月的13.6%还要低些，今年2月份13.3%，3月份是12.1%，这么看货币政策有中性偏紧倾向，能不能把目标调整一下，让它适度增长。通过把握市场的操作力度，让市场的货币回笼和投放掌握在一个适度空间内。在对县级金融机构定向降低存准率的同时，可考虑降低其他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因为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还有，各大金融机构向市场放贷应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上取消各种中介费，如服务费、担保费、信息费，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与此同时，要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矿产资源、文化教育卫生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进度，为民营实体经济营造更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