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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血汗工厂”一词见诸报端，多指某些在华外资企业不顾员工“死活”，用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榨取剩余价值。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些企业多来自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

  同样的近邻日本，似乎很少被归入血汗金主之列。实际上，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规模和行业类别，均远超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

  据官方统计资料，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中来自日本的投资金额，2013年全年达到70.64亿美元，分别是该年韩国和台湾地区30.59亿美元、21亿美元的2.3倍和3.4倍。数据还显示，2013年整个亚洲地区FDI金额约为900亿美元（数据不全的估算），除去香港地区的734亿美元外，日本的在华投资金额已占到剩余约166亿美元的四成以上。

  不禁要问，在华日本企业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巧的是，记者本人早年自学日语，也曾在3家不同的日资企业短暂工作过，今天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日企中的真实情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凭着兴趣开始自学日语，随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日本官方最权威的“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最高级：一级。

  数年后，受到家乡日语协会同志的推荐，我随同另外4位同伴来到广东东莞大岭山镇的某日资电子工厂，从事口译工作。我的家乡在江西省，距离东莞不算太远。

  那时的我还很年青。记得初到工厂时，社长把生产技术部的部长安排给我，由我为其做陪同翻译。工作内容包括书面材料翻译、现场问题解决时的口译等。

  我当时觉得工作很辛苦，主要是因为时间太长。周一到周六上班，每天早上7点到办公室开生产例会，晚上“鼓励”加班（另有补贴）。一句话，部长没有撤，我也不能走。部长约莫60岁上下，但每天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我也因此受罪不少。

  有一次客户（美国沃尔玛）来工厂检查，除了常规的技术、设备检查外，这位金发碧眼的高个美国男人，竟要求我们部长陪同去食堂查看。我跟在后面，亲眼目睹了食堂后台所有流程。事后，客户表示满意。

  工作时间过长，磨损了工厂多数老员工的身体。据说他们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而当地水质较差，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我在东莞这家日资工厂，并没有待满1年。回乡后，继续此前的平静生活。

  数年后，研究生尚未毕业，我便来到上海自谋生路。在闵行区南郊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服装制造工厂，我进入裁剪车间为日方主任做陪同翻译。上班第一天，车间的“小孩”被集中起来，社长和主任训话，我在一旁小心地传达着。其实，这十几位工人，看起来也只是刚刚成年而已。后来发现，他们工作并不认真。

  我被安排住在社长的单人宿舍里，旁边有大间的员工宿舍。据说，社长去那边睡高低床了。在“单人宿舍”里，我看到挂满衣物的社长的简易衣柜、索尼牌CD播放机以及一些书籍……社长偶尔会来拿件衬衫什么的，但多数时间他是在日本与上海的往返路上。

  后来因为学位论文之故，我选择了离职，随后返回北方的母校与导师沟通。我当时想，社长可以住回他自己的房间了。

  不过，我还是决定一边完成论文一边赚钱。很快，我又进入卢湾区（现已并入上海市黄浦区）一家小型日资猎头公司任职，主要是为在沪日企寻找日语人才。那时的月薪4000元，比服装厂要低一些，但工作轻松许多。

  我所在的这家猎头公司，隶属于某投资咨询集团，与旗下另外几个公司在一起办公。我记得，兄弟公司中有一家知名的日语杂志社，还有一家贸易公司。后者的日本人老板多次给我讲述他的理想，当我看到他在本子上的日程计划时，我坚信了日本“血汗工厂”的一个事实：最辛苦的其实是经营者本人。他说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要掌握包括唱歌、喝酒在内的各种技能，想让公司5年内在香港上市。

  在那里，我见识了求职者的各种心态，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新闻民工的人生理想。后因论文答辩，我再次离职回到母校。

  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教给了我更多为人之理和处世之道。各位，只要心中有信念，“血汗工厂”便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