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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搞来搞去，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

  王国华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应该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轻轻地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虽然此疏有哭穷表演的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经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没有规矩，而又是惯例，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违法、渎职本是普世罪恶，人人得而唾弃之。当政者对普世罪恶、普世价值的态度，对社会风气起着导向作用。花钱免罪无疑是对普世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会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那样猴年马月他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搞来搞去，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都是替最高决策者搜刮的，到头来，罪恶最大的其实就是最高决策者。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