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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在中国历史上，私人铸钱的情况曾经数次出现，有的甚至是被政府鼓励的，然后再被禁止。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私人造币是违法行为。但在中国历史上，私人铸钱的情况曾经数次出现，有的甚至是被政府鼓励的，然后再被禁止。其中原因复杂，非是一言能尽。

  《汉书》中记载了私人铸钱的两个重要案例。虽只有短短一句话，信息量却不小。“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吴王刘濞，一个是大夫邓通。前者割据一方，在矿山附近铸造钱币，广有财富，堪比皇帝，后因叛乱被杀；后者是汉文帝的宠臣，文帝身上长了毒疮，邓通常常用嘴为文帝舔舐创口以减轻疼痛。一个自称会相面的人说邓通注定贫饿而死。文帝想，一个人的贫富由我决定，我让他富他就富，我让他穷他就穷，我还改变不了邓通的命运吗？于是文帝下令把四川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让他铸造钱币。邓通这段经历让其成为后人艳羡的对象。明人著作《金瓶梅》中提到男人应该具备的“五要素”之一，便是“像邓通一样广有钱财”。可惜汉景帝即位后没收了邓通的全部家产。晚年的邓通只好寄居在别人家中，至死一文不名。果然应了那位相面者的话。

  刘邦夺取了秦朝的江山，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允许私人铸钱，“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即法令简约，刑网宽疏）”。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解决货币不足，也许为了藏富于民。又或许，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那时还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主政者头脑相对简单，认为“有钱就有财富，铸钱相当于平地抠饼”也未可知。

  私人铸钱名曰“私人”，但从刘濞和邓通的身份来看，门槛还是比较高的，甚至有点半官方性质。这是因为，铸钱不像现在印钞票那样一本万利，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钱币的重量要和本身价值相当。一个铜钱，即使砸掉卖铜，价格也和一个铜钱差不多，就算有点盈余，差别也不能太大。个别时候，铜钱的制作成本加上本身价值甚至高过币值。造一文钱，成本可能是两文钱。私人铸钱，大概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朝中有人，手中有资源，非富即贵，非豪即强。万一出了事，上面有人顶着。二是能承担巨大的前期投入，买铜、找矿，雇佣铸工，都需要钱。三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在拿到一定利润的基础上，尽量让钱币足斤足两，制作要精美一些。据说邓通所制铜币光泽好，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从不在铸钱时掺杂铅、铁等金属，因而成为当时国民非常信任的流通货币。

  这样一分析，我们可以把铸币者分为三类。一类是官府。官府制造钱币，多数是为便利流通，一般情况下，质量更好一些。大金国阜通、利通两个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虽然少不了贪污、渎职带来的亏空，但也可见其不计成本。二是得到中央认可，甚至是受委托的私人制造。除了刘濞、邓通外，隋朝开皇十年，隋文帝杨坚诏令自己的儿子晋王杨广，命其在扬州设立五炉铸造钱币。开皇十八年，再诏令汉王杨谅在并州（今太原一带）设立五炉铸造钱币，还诏令蜀王杨秀在益州（今成都一带）设立五炉铸钱。这虽也是私铸，但钱币质量总体过关。还有一类，就是纯为盈利的私铸了，这些人有一定的财力，但唯利是图，见缝插针，不计后果。他们私铸的钱币能减轻重量就减轻重量，能掺假就掺假。西汉名流贾谊曾上书要求禁止私人铸钱，原因之一就是“铸钱之情，非淆铅铁及石杂铜也，不可得赢”，不掺假就不挣钱，制造者便拼命往里面添加铅、铁等杂质。这样做的后果，富了私铸者，对百姓并没什么好处。后世的王夫之明白地指出：“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