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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为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人口统计数字出现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年间），当时全国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八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明朝达到两亿，民国时应该是四亿（那时常有四万万同胞齐努力之说），上世纪50年代初统计数字为六亿左右。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1900年，人口一直是缓慢增长。由于战乱频仍，瘟疫时发，生产力低下，人口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有了人，才能创造大量财富。反过来，人口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人数上去了，证明生产能力提升了。因此当政者是多么希望人口增加啊。

  所以，我国历史上的计生政策都是鼓励生育的，虽然清朝人洪亮吉在《意言·治平篇》中提出过要重视人口过剩问题，但基本属于边缘言论乃至被视为哗众取宠，从没被讨论过，采纳过。

  古代当政者的计生措施具体如下：

  鼓励早婚，限制、惩处晚婚。早婚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孔子家语》中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古代环境恶劣，长寿者少，人到七十古来稀，相应地成熟也早，男性十六岁，女性十四岁，都可以算作成年人（古代计算年龄多按虚岁，若按周岁算就更小了），要尽早结婚，承担家庭责任。

  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就规定男子二十岁应娶，女子十五岁应嫁。到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明朝是男子十六岁娶，女子十四岁嫁（改），年龄都在十多岁。如果不按时嫁娶怎么办呢？《宋书·周朗传》中说，“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女子十五岁没有嫁出去，家人有罪，应该连坐。够狠吧？司马炎更绝，《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下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到时不嫁，地方官有权拉郎配，随便找个剩男嫁过去。西汉惠帝时则采取经济制裁法。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婚的，按五倍征收算赋（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才算完。结婚早则生育早，生育早则人口更新快，早婚对多生的效果显而易见。

  禁止溺婴。古代溺杀婴儿的现象并不鲜见，尤其福建浙江一带。原因比较复杂，比如，担心赔嫁妆，溺杀女婴；害怕多子分家，溺杀男婴；赋税严重，养不起；生下的是残疾婴儿，不想承担抚养责任等。总之大多因为穷困。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自发调节人口结构的一种方式，尽管残酷。好在政府对此行为是禁止的。《宋史》中记载：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保住孩子诚然是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是保住了社会资源。

  鼓励再婚。我国古代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的说法，貌似推崇从一而终。但实际上，民间的再婚不受什么约束，甚至受到鼓励。传统文化中颇有一些类似口是心非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皇室女儿屡屡再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寿，曹寿去世后，改嫁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又改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高阳侯薛宣。有人统计，唐代一共有210位公主，结过婚的130位，这中间只嫁一次的有100人，再婚“二嫁”的有27人，“三嫁”的有3人。皇家的示范效应比多少宣传推广都有效，所谓上行下效。而寡妇再嫁，符合人性，亦能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生育率。

  此外，各朝各代在安置流亡人口也多有努力。此行为虽不能直接增加人口，但生活状况改善后，人口肯定会增长。

  想来，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为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只是如何配置需要智慧与同理心。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