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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记忆】

  我前后一共办了十张边防证，它们陪伴着我每天早出晚归，陪伴着我在打拼奋斗的路上曲折前行。

  2015年6月，深圳的二线关拆除。这些横亘深圳关内外30年的钢筋水泥，化成砖头碎块，随着腾起的烟尘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并渐渐消失在人们的日常记忆中。

  我的第一张边防证是在读大学时办的，用于陪同某单位来深圳考察，全程由接待方妥帖招待，那张证件几乎没派上用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印象。

  三年后，当我决定离开故乡来深圳，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北京路的昆明市公安局办理边防证，上面煞有其事地记录着我的个人信息，还打印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前往目的地：深圳，有效期一月多，从2001年11月20日至2001年12月31日。

  来深圳的第一站，我落脚罗湖，边防证很少拿出来，但也得随身带着。房东告诉我，路上经常有警察查证，这可是严肃认真的事情，没有证件，你就得被送到樟木头去。

  随后，我从罗湖搬到公司的宝安宿舍，每天得从南头进关到福田公司上班。

  边防证即将到期时，我焦躁、恐慌，在狭窄的宿舍里，盘算着我该怎么进关去。特别是周日晚上，常常焦虑到整晚失眠。

  我没有那么多钱购买飞机票回老家重新办理新的证件，刚上班的公司也没有耐心给我时间回去办理。

  就算熬了整夜，周一也得起来，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去关口试试。

  下了公交到验证大厅，还有一段路，短短的一段路上，心里千回百转，还异想天开冒出很多侥幸的念头，比如蒙混过关啊，又比如武警叔叔看我可怜，大发慈悲就放我进关啊等等。

  2002年的6月份，太阳炙烤着验证大厅，过关的人们手上拿着边防证，行李多的人干脆就咬在嘴上，那薄薄的一张纸片，是他们进入清凉大厅的通行证，排队过关的，多半是底层劳动者，很多人大包小包，肩扛手提，一身一脸的汗，冲刷着他们疲惫的身体，但那眼光，却是我见过的最急切的眼神，也许，递上边防证，迈过验证大厅，他们就能进入深圳关内，找到另外的生活，一种有希望的生活。

  我在万般焦虑中，盼来了边防武警现场开放办理边防证，每张收费2元，一周有效。就在验证大厅旁边，开出一个小小的窗口，用铁条封住。

  跟我有同样需求的人太多太多了，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在办证现场，无论我几点钟到达，在我前面总有长长的队伍，而且很快，在我后面马上又接上更长的队伍。人们随着队伍在缓慢移动，热浪和等待磨掉人们脸上的表情，只剩下机械地移动着身体跟上队伍。

  队伍中常有不自觉的人插队，较真的人就会跟他吵，甚至动手，如果插队的人高马大凶神恶煞，被插队的往往就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我有几次忍无可忍，就偷偷叫住维持秩序的武警，指给他看谁插队。武警也认真对待我的投诉，他先问问前后的人情况是否如我所说，然后就拎着警棍过去，厉声叫出插队的人到队伍最后面排队。

  我穿着公司的职业装，撑着太阳伞，小巧的伞挡不住阳光和热浪，我被人们的体臭、汗臭牢牢包围，等着尽快挪到那小窗口前，递进去身份证、暂住证和2块钱，换来进入那个阴凉大厅的许可，进而坐大巴到福田，在写字楼里扮演白领丽人。

  我前后一共办了十张边防证，它们陪着我每天早出晚归，在公司和住地之间往返，陪伴着我在打拼奋斗的路上曲折前行。大概到了2002年9月份吧，我离开公司搬离宝安，搬回关内，不到万不得已不出关。我舍不得把这十张边防证丢掉，特意找了一个铁盒子把它们都收藏起来，如同锁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在深圳洒下汗水，但从没有流过泪水，十张边防证在多次搬家后踪迹难觅，那段记忆却深深烙印心底。

  2015年6月4日，注定写进深圳历史，多个二线关启动拆除，深一代、深二代们情绪复杂，多少口述、文字表达着人们对二线关怀旧伤感的追忆。

  让我倍感欣喜的是，同乐关将改建为“二线关纪念公园和博物馆”。

  1985——2015，30年，历史不长，也不短，历史，应该被记住。

  （作者系深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