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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钩沉】

  出粟赏爵破坏公平，虽解一时之需，却属饮鸩止渴，并不值得称道。

  王国华

  农耕社会的中国，靠天吃饭，水旱不均，经常闹灾荒。这种情况下，如何救灾考验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宋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人文情怀的时段。虽是专制制度，但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太宗、真宗、英宗、神宗及以后的各个皇帝，大多仁慈为本，关心下属和民众，体现在救灾上，便是实行了一系列操作性强、较为人性化的措施，有些至今仍堪揣摩。

  解决灾荒问题说到底是解决吃饭问题。为此，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发放粮食。景德三年（1006年）3月，真宗皇帝下令开封府、京东西、淮南等闹饥荒的地方开仓赈贷，不分“主客”，流入灾民和本地灾民同等待遇。此外，还要让存粮流动起来，鼓励民间借贷。天禧元年（1017年）5月，殿中侍御史张廓奉诏安抚京东灾民，出发前提了个建议：倡导保有存粮的家庭将之借贷给乡邻，秋收后按民间惯例连本带息收回。如果借贷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上，由官方负责赔偿，用政府信用解决出借者的后顾之忧。这一建议获得批准。

  免征粮食运输中的车船税。宋朝初年设置了一种名为“力胜钱”的税种（即对运输谷、盐的车船所征的税），该税种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苏东坡写过一篇著名的《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苦口婆心地请求取消这个税种。他说，“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谷价的平稳，就是靠舟车运行，从贱处运到贵处。古人知晓其中利害，所以从不向他们收税，而我们大宋朝这么干了，将来的史书会重重写上一笔“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丢人，掉价，耻辱，咱们可不能这么干。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曾免征力胜钱，鼓励南粮北运。但在整个宋朝，力胜钱时征时免，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在饥荒年免除，给饥饿中的人们一点小小的安慰。

  兴修水利与募民扑捉蝗仔。熙宁五年（1072年）遭遇饥荒，皇帝下诏司农寺（掌粮食积储、仓廪管理及京官禄米之供应等事务）出常平仓粟十万石，拨至南京、宿州、亳州、泗州，让当地官员招募饥民疏浚河流。饥民有活干，有饭吃，可以有尊严地活下去，顺便解决当地的大型工程。第二年，又下诏说，从今开始，遇到灾年，除了正常的救济外，可以核算一下各地有哪些农田水利方面的活，需要多少劳力，统一规划，赐以常平仓里的钱粮，招募饥民，以制度的形式将这个办法保留了下来。此后屡次重申，也多次照办。比如元丰元年8月，青、齐、淄三州发水，流民所到之处，各地方官大量招募少壮者参与政府工程，以工代赈，一时民心安定。

  景祐元年（1034年），皇帝下诏指出：去年飞蝗为患，所至遗种，恐春夏之交大量滋生，可令百姓到田地中攫取蝗仔，一升蝗仔给豆米五升。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诏，天下诸县，凡攫取蝗仔者，可给米豆三升。蝗虫是除水旱之外的重要灾源之一，防患于未然，又能借此向饥民发放劳务费，可谓以工代赈的代表作。

  听任地方官招录灾民从军。咸平年间，潭州知州李允则招募近万饥民“隶军籍”；大中祥符年间，江淮粮食歉收，洪州知州王济“录饥民为州兵”；大中祥符末年，方偕为温州军事推官。时遭荒歉，饥肠辘辘的民众请求从军。地方官不敢做主，方偕就去问自己的上司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吕夷简认同他的观点，录取了七千饥民。朝廷对吕夷简的做法持肯定态度。

  还有一种相对极端的做法：出粟赏爵，其实就是赤裸裸地卖官买官。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通令遭遇水灾的诸州军县，本地有物力的富户如果愿意将自己多余的粮食拿出来赈贷，可以根据捐助多少赏赐爵位：一千石赐爵一等，二千石给予本州助教的名分，三千石给予本州文学名分，四千石给予大理评事。当时朝廷初立，百废待兴，捐粮得到的回报比较优厚。以后出粟赏爵的价码越来越高，回报越来越小。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给出的价码是：“二千石与摄助教；三千石与大郡助教；五千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学、司马、长史、别驾”，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湖南、江西大旱，给予捐粮者的回报是：“一千五百石补进义校尉；二千石补进武校尉，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宋沿唐制，官员每日领“日历书”，自记政务大事及功过以备考核政绩，称“书历”。如果劝谕本地富户捐粮成功，允许写入“书历”，作为政绩上报。

  但出粟赏爵破坏公平，虽解一时之需，却属饮鸩止渴，并不值得称道。

  (作者系深圳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