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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史谭】

  以战争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用现代观点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

  少年读书，历史课本里一个故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说的是战国时期，某位改革者想变法，但担心民众对新法令缺乏信任，于是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木头，招募能将此木移置北门者，赏钱“十金”。眼见人们在一种疑虑不安的氛围中不敢应命，官府干脆将赏格提高到了五十金，这时终于有一个农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揭下了官府布告，完成了任务，结果当场就领到了政府的五十金赏钱，高兴地走了，留下一群懊悔不迭的旁观者……

  这个历史人物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出自《史记》，因为区区五十金，商鞅推出的新法令在民众中间获得了很高的权威，改革成果丰厚，使原本处于西鄙边陲之地的秦国成为强国。“民无信不立”，商鞅的故事让一个价值观正处于塑造之中的少年心潮澎湃自在情理之中了。

  历史课本里当然也讲到了商鞅的最终结局：等到秦国新王登基，在锐意变法过程中得罪了较多权贵的商鞅被诬指谋反，车裂而死。一个讲求信义的改革家，功劳如此之大，而结局却又如此悲惨，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商鞅一度成为我最景仰而又最为之悲慨的历史人物……

  作为教材，历史课本的单线条难以避免。真实的商鞅则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了。

  关于商鞅的史料主要只有两种，一是《史记》，二是《商君书》。《商君书》不是商鞅本人的著作，只是其治秦时的法令和言论，另外掺入了其他一些法家人物的文章，但思想实为一脉。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商鞅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讲求信义的人物。他原本是卫国公子，由于秦国求贤，试着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先陈上一套“帝道”理论，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遂变为“王道”理论，孝公的反应稍好了一点，第三次，进以“霸道”理论，孝公大悦。显然，商鞅的理论原无定见，是可以根据人主之嗜而投其所好的。像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能把信义放在第一位呢？所谓“立木取信”，究其实，不过是一种诱使民众听从号令的手段罢了。

  对历史人物不宜于细处苛求，商鞅真正让人可怕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他的经济思想。讲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把商鞅的经济思想归结为三个字，即“农战论”，这自然是没错的，《商君书》里明确说过，“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农战”，第一是“农”，第二是“战”，看来商鞅首先是一个重农的思想家，其次他重视战争，主张通过兼并战争使秦国富强。但这个印象很可能并不正确。商鞅的口号是“农战”，实质其眼里只有“战”一个目标，他之所以重农，完全是因为农业生产成果可以供给军需，而农民又是士兵的主要来源。易言之，“战”是目的，“农”不过是为“战”服务罢了。

  不仅“农”应该服从于“战”，为“战”服务，经济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必须以“战”为唯一目的。商鞅强调以国家法令提高士兵地位，又推出一系列奖惩的法令，其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能够充分保障兵源，可以更有效地驱使士兵效命疆埸。因为眼里只有战争，商鞅还主张堵塞农战以外一切可以获得名利的手段，这样，追逐名利的人们就只好跟着商鞅的指挥棒，要么去打仗，要么为士兵提供充足军需而安心种地了。

  以战争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用现代观点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辞书上关于国民经济军事化这一概念的定义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国内统治和进行对外扩张，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军事目的，使国民经济沿着军事需要的方向发展。”商鞅生活于约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时期，要不要争一下发明权自然是一句闲话了。但毫无疑问，如果商鞅争到了发明权，那他打开的应该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