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多媒体数字报

  未来10年中国可能碰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破解的关键在于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中国需要抓住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的机会，参与潜在的全球技术革命形成的新兴行业产业链条分工。比如境外掀起新的通信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革命，需要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在适用性技术方面进行相应研发。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杨庆婉 桂衍民 刘雁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勒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逐渐清晰，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也趋于明朗，多位经济学家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较2012年翻番。

  他们同时表示，目前正在推动的经济结构调整将打乱原有的要素配置模式，未来2年～3年中国经济可能将忍受暂时低增长的痛楚。但随着改革的制度红利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中国经济将重新焕发活力。

  经济增速前低后高

  在经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资源大量消耗已挑战环境承受能力极限、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较低，中国经济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需求萎缩，而国内消费需求尚未能承接出口需求萎缩造成的产能过剩。而近年来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也在遭遇挑战。

  “过去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良好，政府投资往往吸引大量资本跟进，可以实现杠杆效应，但随着近年来政府负债率高企，财务堪忧，政府投资的杠杆效应在减弱。”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称。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表现为投资过剩和需求不足、城市繁荣和农村凋敝、高增长与高污染、高税收高房价和低福利等一系列反差，这些失衡已经到了不解决就要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地步。

  随着我国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将能逐步减少因要素定价过低、低效使用导致的高投资和高污染。与此同时，金融改革的深化将革除国有、政府等部门占用过多金融资源的弊端。

  陆磊认为，“经济、金融的结构固化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政府部门、国企投资效率低、回报率低，却占用过多金融资源。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创新风险较大。只有逐渐打破固化的结构、才能重新释放活力”。

  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将打乱原有的生产要素配置模式，未来两年或三年时间里经济增速低增长的可能较大。“改革需要时间和成本，2年～3年的调整期很正常。”陆磊称。

  消费将成经济增长新引擎

  据中银国际证券研究部主管程漫江测算，2000年～2012年中国名义投资年均增速达18%，而名义消费增速只有12.7%。特别是2008年以来，结构失衡加剧，2012年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下降至49.2%，投资则提高至48.1%。

  未来出口将很难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出口占GDP比例将保持稳定，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出现变化，消费的比例将逐渐上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将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些让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的措施有助于提升老百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政府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后，居民高储蓄率就可以逐步降下来转化为消费。”陆磊说。

  李迅雷说，“事实上，低成本劳动力也在逐渐转变为创造者、消费者，对产能的吸纳能力在逐渐提高。中国消费者物质需求（特别是住、行）在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未来增长空间可观，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快的时候已经过去，使得投资的增长再也难以比过去十年更高”。

  据了解，农业、工业、服务业对应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服务业的占比将逐渐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可达到60%以上，美国甚至达到80%，但中国2012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只有44.6%。

  陆磊认为，考虑到中国存在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的特点，未来一段时间内，东部的低端制造业将逐步向中西部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转移，中国的制造业还有继续扩张的空间。这一点与日韩等规模较小的国家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占比大幅提高的情形不同。

  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措施或将推动服务业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到将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过去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以促进投资，这是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主要方面。未来要素价格将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给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李迅雷说，“在制造业产能总体过剩的情况下，最有空间、最有效率的领域将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曾经因为广泛的管制而拒民资于门外，如果管制和垄断放松，民间资金涌入第三产业将改善服务业供给。”

  新兴产业将逐步崛起

  随着人口红利耗尽、环境超负荷，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需要抓住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的机会，参与潜在的全球技术革命形成的新兴行业产业链条的分工。比如境外掀起新的通信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革命（延长人的寿命），需要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在适用性技术方面进行相应研发。”陆磊表示。

  陆磊认为，一旦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见成效，制度红利释放、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未来经济增速达到9%的高增长水平也不是没有可能。

  深化改革解增长之忧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增长期，未来10年中国可能会面临各类挑战，化解这些挑战和问题的办法唯有深化改革。

  汪涛认为，前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其实是在追赶发达国家，从制造业、大型工业，到金融业都在效仿欧美。但是，一旦这种追赶与被追赶者没什么差距时，要继续前进与否就完全取决于赶超者自身的突破。“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高速增长，就取决于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创新能力。”

  汪涛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外，未来10年中国还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经济发展出现大起大落，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点引爆等。

  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化解不好，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发展。而化解这些问题，在汪涛看来，除了依赖政府的改革，在改革中逐步化解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汪涛认为，在众多风险因素中，10年内最有可能引爆的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已有非常大的泡沫，尤其是一些三、四线城市，到处在造新城盖房子，而且空置率较高，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出让土地来维持财政支出。

  她说，解决的办法当然有，就是在改革中改变。现在还有很大的改正机会，毕竟房地产发展尚未达到最坏的地步，只要调整得当，中国房地产还是可以健康稳定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10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接受证券时报记者时表示。

  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模式有两个特点，即高增长和严重的结构失衡，而这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经济将从奇迹走向常规，增长轨迹将呈现L型下行趋势。

  对于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不少研究机构预测值在6%～8%之间，黄益平对此表示认同。“这将是整体趋势，如果经济增长本身的周期性变得越来越强的话，中国经济单季的增速甚至可能低于6%。”他说。

  “这并非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将会越来越明显，加上一些必要的调整，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出现周期性下行很难避免。而这是健康的过程，这就好比人感冒也是免疫力增强的过程。”他说。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已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我们未来10年可能碰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在亚洲有很多这样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40多年一直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黄益平表示。

  世界银行在调查中发现，过去半个多世纪，有80个经济体都曾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走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他进一步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