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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李炜光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作为国内著名的学者，在财税学界可谓“无人不识李炜光。”去年以来，李炜光陆续推出了《大家的财税学》、《权力的边界》、《沉默的纳税者》等著作。对于已经62岁的他来说，还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势头，在国内学界也并不多见。李炜光的学术专著《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等奠定了他在财政史学的地位，他还曾走上央视的百家讲坛主讲《正说包公》。近日，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李炜光，请他从历史的视角来谈谈财税制度。

  从历史兴衰看中国税改

  “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李炜光说，我们在谈到税收时是在谈一个政治问题，是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用布坎南的话说，是“广义政治宪章的一部分”，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制度设定和运作，其次它才是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关系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的分配。在再分配环节，财政税收这一环完全是政府在运作。这与企业公司的收支不同，研究财政问题要首先看到它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的特点是，凡盛世的出现都是实行轻傜薄赋政策的结果，没有找到相反的例证。中国古代历史上号称有三大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第一次在西汉，西汉前期实行了轻傜薄赋的税收政策，这是从汉高祖定下来的基本国策，坚持了七十年，经历了汉文帝、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初期才停止，结果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发展高峰，出现了“文景之治”。税最轻的时候，曾经12年免田租，即主体税种连年不征。因为这个，朝廷大量遣散宫女、减少宫殿建设、军队大量裁员，减少国家财政支出，为大规模减税腾出“空间”。西汉前期实行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政策，属于道家思想，与民休息。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比较排斥道家思想，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大部分时间信奉的是法家，走国富民穷的路。但在历史上，偏偏是实行了道家思想的几个时期，都出现了盛世，除了西汉，还有唐朝的前120年、清朝前期等。

  第二次是唐朝。唐朝最高统治者是李姓，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其实唐朝李氏家族的血统已经不纯了，长孙皇后有鲜卑血统。自唐太宗起实行轻傜薄赋的政策，公开宣布推行道家思想。这个政策的时间更长，120年。120年时间之内，在国家治理上，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变化。由于长期实行轻税政策，唐朝出现了两个盛世。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出现两个盛世的，只有唐朝，前有贞观，后有开元。唐朝的成就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比较一下，中国在世界上软、硬实力最强大的时候，那还是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领先于其他国家。这跟它长期实行轻税政策有直接关系，制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统治者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

  第三次是清初，实行的也是轻徭薄赋的道家主张，也成功了。

  让我们再来看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结果是革命赢了，立宪只差半步，令人痛心疾首。1910年清政府建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也是它自己建立的。体制内改革改到那种程度很不容易——让一个皇权体制接受立宪，自我约束，这种政治改革非常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制定1911年财政预算的时候，基本上按照的是西方的做法。议员们审定1911年预算是很认真的，把清政府提交预算额度裁减了至少四分之一。在亚洲，中国是第一个建立国会的国家，应该说中国人改革的步伐并不慢。

  当时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现在已经出版了。议员基本上由官场人士、知识分子等精英组成，还有一些地方实业家。议员一半钦定，一半民选，执行认真。这些人聚集起来开会，审议政府的预算、政府的施政行为，包括军机大臣的去留问题，讨论和辩论过程现在看来非常精彩。

  当然结局我们都知道，立宪没有跑赢革命。时代挟裹着每个人前行，1949年后全盘实行计划经济，财税制度照搬苏联模式。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财政税收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数字，普通百姓无从知晓国家财政预算的真实情况，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预算仍然是走过场，对政府如何征税、如何花钱仍然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和监督。

  “税收是政府的政治权力之一，过去的中国一直处在没有力量能去制约的皇权专制时代，就好比一辆奔驰的马车没有刹车装置，必然会走向崩溃。”纵观中国历史，李炜光如此解读中国何以出现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他说，“一个王朝走到末期，一般都是它的税负严重超标，百姓痛苦不堪导致的系统性崩溃。”他举例说，宋朝在文献记载中可谓繁华富庶，但北宋仍是中国历史上苛捐杂税最重的朝代之一，因此才有了王安石变法。但并没有逃脱“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北宋王朝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西方也一样，历史上因为税收问题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李炜光说。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几乎每一个历史的“关节”之处，总是有税收问题如影相随。英国的《自由大宪章》，里面的核心条款就是国王征税要与贵族会议商量，征得同意。那时候国王钱袋子的归属就开始发生“挪移”了，到14世纪末下议院建立的时候，“经同意才纳税”已经作为一个原则确定下来了。美国独立战争，还是因为宗主国征税的原因，明确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法国也是这样，大革命的起因也是因为税收。税收总是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相伴。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中央曾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如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李炜光说，首先是税收法定，重大税种立法。目前，国内18个税种中仅有3个是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国家税务总局也表示，2020年以前主要税种要实现立法。

  现代税制的核心是治税权。税权一定要掌控在人民手中。人民可以出让一部分权力，比如说日常税收的征收、管理，可以由政府去做。但是它的前提是必须要经过人民的同意，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立法、授权的程序。

  其次，期待新预算法的落实，期待一个公开透明的预算体制。新预算法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财政预算、钱花到哪儿了，同时也应让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审议政府的预算，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应该可以否决。

  最后是中央、地方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缺点就是停滞在省以下没有实行分税制。原来地方的主体税种是营业税，营改增之后体制上划归中央了，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变得迫切和复杂起来。

  “我认为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上达不到”。李炜光说，中国尽管有不少人的收入达到了中产的标准，但这个群体总体偏弱小，对国家政治、社会改革的参与度不高。我国的税收制度一直存在压制中产的问题，缺少助推中产阶级形成的功能。我国当前基尼系数达到0.47以上，与税制调节作用偏弱也是直接相关的。以往的税制改革追求税收的效率，而对如何体现税制的公平性重视不够，与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相悖。要想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社会，李炜光认为，通过减税来增加普通人的收入是不二之选。

  “无论是企业税还是个人、家庭的税率、税负，在我国都存在过高过重的问题，需要全面减税。”李炜光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轻税主义”往往能带来经济繁荣。轻税不是不交税，相反，我们应当尽量减少不交税的人，即使交的税很少，甚至交完了再返还，也不把太多的人排除在纳税人群体之外。纳税，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现代社会的税收和“拦路抢劫”的区别就是，好的税制会产生“积极纳税人”，因为好的税制改善了人们的福利水平，所以民众有可能比较积极地纳税。好的税制可以重塑一个政府。

  减税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吗？李炜光说，从学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家支配的利润、可以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投资和消费角度来说，都是轻税对经济增长更有利一些。

  李炜光的学术主张与中央的减税政策不谋而合。2015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减税降费”，同时，将以往会议提到的“结构性减税”直接改为“实行减税政策”的表述方式。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称，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2.4%，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将达到3%，而新增赤字将主要用来为企业减税。

  虽然在央视讲过《正说包公》，但问起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李炜光告诉记者的却是苏轼。他说，“苏东坡的旷达和潇洒，大概是中国文人中的极致吧。我喜欢他的真性情。”

  人物介绍：李炜光，河北顺平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合作博导。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李炜光说财税》等。论文代表作：《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现代税收的宪政精神》、《逃往瓦朗纳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