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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经济该注意些什么(上)

2012-06-01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黄小鹏

  随着决策层宣布将“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从去年初至今关于经济何时见底、紧缩何时结束、重新刺激政策何时启动的争论宣告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新的经济托底政策或者说刺激政策该如何出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供给端的实质性改革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治久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限度的需求管理对实现中短期经济目标也是必要的。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刺激需求的力度、如何设计政策组合。

  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至今已显示出一系列弊端,其后遗症可能还会延续多年。在我看来,上一轮刺激计划至少有以下几个比较严重的不足:一是力度把握不够恰当,有用力过猛之嫌疑;二是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不当,“宽财政+宽货币”对经济结构起到了逆调节的作用;三是错误地将刺激房地产作为一个工具。

  关于刺激房地产的错误,容后再说,先看第一点和第二点。

  力度把握不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当时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判断失误。由于未能准确认识到中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与周期性变化的内在逻辑,进而僵化地从历史经验出发,夸大了就业危机和社会稳定的压力,结果在政策力度上过于猛烈。

  “宽财政+宽货币”的双宽搭配是迅速触发通胀和资产价格膨胀的直接原因。通常而言,单纯财政扩张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在经济下滑时期,宽财政目的是填补私人部门需求的萎缩,避免通缩的压力,而要达到通胀发生的程度必定要有货币扩张的配合。对比1999-2003年与2009-2010年两轮刺激,可以发现前者的政策组合一直是“积极财政+稳健货币”,而后者则是“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实际执行中适度宽松变成了过度宽松),从组合上看,前者更像是典型的凯恩斯式调控,后者实质是一场货币大水漫灌。当然,这两轮刺激政策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但政策组合的差异无疑是造成不同后果的最重要原因。

  事实上,近一轮刺激中财政宽松程度远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常常将这一轮政策与“4万亿计划”画等号,但忽略了其起主要作用的是货币信贷大跃进(两年信贷增加18万亿)。衡量财政扩张力度不是看财政支出,而是看财政赤字,上一轮刺激财政支出增长很快是事实,但通过税收高增长和卖地收入狂飙,政府部门又从社会上吸走了大量财富,居民部门消费潜力被挤压了很大一部分,因此,说宽财政是假象也不为过,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宽货币以负利率方式剥夺居民财富,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巨量低成本资金,极大刺激投资需求。很难想象,如此一个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的刺激计划,政府的赤字竟然可以不突破3%,甚至年底决算时财政还出现数目不小的剩余,这也间接证明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是这轮刺激计划的主角。

  有人认为,在政府隐性担保下,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没有本质区别,这部分是正确的,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如果采取标准的政府债券和赤字模式,同时控制货币总阀门的情况下,政府就要与其它主体竞争资金,这种经典的凯恩斯式刺激通常是有助于改善结构的,也不会导到通胀失控。

  当前中国又面临推出新刺激政策的任务,我们该从“4万亿计划”中汲取什么教训,又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要避免重犯上述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因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所以不能一看到GDP速度下滑就以为情况万分严重。未来政策要视通胀为准,从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通胀目标从以前的3%下调到2%。只要短期不通缩,中期通胀率不低于2%,就可以认为总需求是恰当的,不能一看到局部需求不足就紧张,就想动手刺激。因为这些需求不足的领域,可能是产能过剩造成的,应借助市场力量来慢慢清除一部分产能,使其达到平衡,不能老想着由政府来给它创造需求。第二、我们不能再搞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了。货币可以微调,但不要重新犯上一次的错误。第三、要果断地把房地产排除在政策工具之外,上次的教训实在太沉重。

  其次,具体政策组合要权衡利弊,要考虑到长期制约因素,要平衡消费投资之间、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短期效果可能较好,因为投资的产业带动效应较消费带动效应要大,但现在消费不足投资比例过高是主要矛盾,仅考虑短期效应,这样做也会恶化结构。不仅如此,当期投资在创造需求的同时,也在下一期创造供给,到了下一期,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普通制造业不仅短期供给能力满足国内有余,很多领域从长期看也容纳不下更多的投资了。这与20年、10年前的形势完全不同,当时几乎所有行业从长远看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时候加大投资就算短期没有产品销路,经济上亏损,在下一个周期来临时,这些过剩产能又能发挥作用了。现在则不同,很多过剩的产能有可能是长期过剩。这时候,刺激消费显然更加合理。

  再比如,要关注到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4万亿计划”中增加的制造业产能不多,这是它难得的亮点之一。但是,现在有效益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也在缩小。打开一幅中国地图,对照铁路、公路、机场的中长期规划,可以看到未完成的规划在快速减少。有人认为,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不同,不存在快速的技术升级,就算短期派不上用场,效益差或亏损,将来终归能发挥作用。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必须为未来预留一定的建设空间,不能一两次反周期政策就把本来是未来的建设全都搞完了。基建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对应着大量的人员和资本,客观上构成一个利益集团。1990年以来日本刺激政策中就出现笑话。有时实在找不到项目,比如一座桥一天才几辆车通过,但在建设企业压力下又在上游几百米处重修一座。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过去这样想也许是杞人忧天,但现在或许该有所考虑了。其实,在制造业里面就已经有这个苗头,很多行业产能过剩,逼得政府刺激它的下游,为它创造市场,市场一好,该清理的产能自然不清理了,反而偷偷扩大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局面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最后,调结构、搞产业升级要更多依靠市场。把调结构、产业升级与刺激计划结合起来,本身没有错,但是现在太过于强调行政力量,很让人担忧。其实,除了基础性研究以外,新兴产业发展也应该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培育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高效的科技转化机制才是政府的本职。如果政府热衷于用便宜土地和各种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来资助所谓的新兴产业,只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套利,这样,真正的核心技术和良性的长期发展机制始终无法形成,造成一种虚假繁荣,光伏产业,也许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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